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，院子里那堆花生是昨晚上装好的，整整十六袋，堆在墙根底下像一座小丘。我拿手电照了照，袋子捆得结结实实，心里盘算着今天镇上逢五逢十的大集，去晚了没好位置。我叫陈志强，三十二岁，十里八村认识我的人都喊我强子。说实在的，就我这点家底，搁在村里也就是个中等偏下，爹妈走得早，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三间砖瓦房和四亩地，我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，邻居王大娘总念叨我该找个媳妇，可每次我都笑笑就过去了。
装好三轮车的时候，天边才泛了点鱼肚白。柴油机突突响起来，在清晨的薄雾里格外刺耳。我一辆破三轮，去年刚换的发动机，车厢里码得整整齐齐的花生袋子，用帆布苫好了，绳子系了七八道，生怕路上颠散了架。这条路我闭着眼都能走，哪里有个坑，哪里拐弯要减速，清清楚楚。集市在镇上，离我们村十五里路，骑三轮要四十分钟。
五点半我就到了集上，天刚蒙蒙亮。集市占了一条土街，两边是些固定的摊棚，我们这些打游击的就得早点来占地方。我把三轮停在一个卖布头的阿姨和卖五金的老李头中间，这个位置不错，人来人往都能看得见。卸花生的时候，我听见旁边的阿姨跟她老伴嘀咕：“这小伙子一个人，一年到头就种这点地，也怪不容易的。”我没搭话，默默地把袋子码好，解开绳子，露出里面的花生。
今年的花生好，个大饱满，红皮子白仁，晒得干透干透的，抓一把闻着就香。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，种地是把好手。地里的活我一个人干，犁地、下种、施肥、浇水、拔草，样样不耽误。去年秋天收花生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起早贪黑干了半个多月，腰都直不起来，可看着院子里堆成山的花生，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摘洗干净，又晒了一个多月的大太阳，壳都晒得发白了，磕开一个，花生仁又香又脆。
天慢慢亮了，集市上的人多起来。卖菜的吆喝声，卖肉的剁骨头声，还有讨价还价的声浪混在一起，热闹得很。我蹲在三轮车边，等着开张。刚开始来了几个零买的，五斤八斤的称了一些，我拿那种红色的塑料袋装上，秤杆挑得高高的，绝不缺斤短两。做生意要讲良心，这是我爹活着时候说的，我一直记着。
快九点的时候，我已经卖了差不多七八十斤，剩下的大概两百多斤。这时候，一辆白色的车开进了集市，停在街口。那车看着就不便宜，跟周围这些破三轮旧面包车格格不入。从车上下来一个姑娘，穿着淡蓝色的碎花裙子，头发扎了个马尾，干干净净的。我正低头给一个老太太称花生，没太注意，直到那老太太走了，我才抬头，看见她就站在我摊子前面。
我当时愣住了。不是因为我没见过漂亮姑娘，而是这姑娘我认识。她叫苏晚晴，是我们镇上苏家围子的，苏家围子在镇东边，我们陈家沟在镇北边，隔了七八里路。为啥认识她呢，因为她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漂亮姑娘，以前在镇上读中学的时候，周围几个村的年轻人都知道她的名字。我们不是一个年级的，她比我低两届，但我在学校见过她。那时候她扎两根辫子，学习也好，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学生。后来听说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在城里待了好几年，再后来就不知道了。现在她站在我面前，比以前更漂亮了，皮肤白净，眉眼间有股子城里人的气质。
“你是陈志强吧？”她开口问我，声音不算大，但在嘈杂的集市里听得很清楚。
我点点头，不由得直了直腰板。身上这件灰蓝色的旧T恤，膝盖上补了块补丁的裤子，还有脚上这双沾满了泥巴的解放鞋，在她面前显得格外寒碜。
“我是苏晚晴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以前我们在同一个中学。”她笑了笑，那笑容像夏天的风，让人觉得很舒服。
“记得。”我说，“你……你要买花生？”
她蹲下来，抓了一把花生在手里看。我注意到她的手很白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的，跟我的手形成鲜明的对比——我这双手粗糙得像树皮，指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巴。
“你这花生挺好的，”她掰开一个，尝了尝，“很香，很脆。”
“都是自己种的，今年收成好。”我说。
她没急着说话，又把花生挨个看了看，然后抬起头问我：“你有多少斤？”
“大概还有两百多斤吧，今天带的三百斤，卖了一些。”
“剩下的我全要了，”她说，“三百斤我都要。”
我又愣住了。赶集卖东西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见过谁一口气买三百斤花生的。我有点不敢相信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你确定？三百斤可不是小数目，回去不好放，容易受潮发霉。”
她说：“没事，我开粮油店的，在镇上，有地方放。”
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。粮油店进货是常见的事，只是没想到她会到我这个小摊上来。我说那行，给你算便宜点。我定的零售价是一斤三块五，卖给她算三块。她也没还价，说行，那就三块，三百斤就是九百块钱。我帮她把花生送到店里去。
我把称好的花生一袋一袋搬上她的车后备箱，她打开后备箱的时候，我看见里面收拾得很干净，还有股淡淡的香味。我这麻袋到处是土，往里面一放，肯定弄得脏兮兮的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她说没事，反正是拉货的，弄脏了回去擦擦就行。
装好车，我跟旁边的阿姨打了个招呼，让她帮我看一下三轮车上的东西，然后坐上她的车去镇上送货。车里确实很干净，座椅上还套着浅色的坐垫，我的裤子上全是土，坐在上面我都觉得可惜。她开了音乐，放的是一首我没听过的歌，很轻很柔的那种。车里开着空调，凉飕飕的，跟我那破三轮车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路上我们谁都没怎么说话。她开车很稳，到了镇子上，在一家挂着“苏家粮油店”招牌的门口停下。我下车一看，这店门面不小，两间打通了的，里面摆满了米面粮油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帮她把花生搬进去的时候，店里有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迎出来，看见我就问：“晚晴，这是谁啊？”
“卖花生的，陈家沟的陈志强。”苏晚晴说。
那女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，然后就转身进里屋了。苏晚晴给我倒了杯水，把九百块钱递给我。我接过来的时候，手指碰到她的手心，她的手指很凉，我的心跳突然快了起来。
拿了钱，我说谢谢，转身要走。她突然叫住我：“等一下，你还有花生吗？”
我说地里还有些，不多，有个几百斤吧。她说那下次再给我送来，都要了。说完给了我一张名片，上面印着“苏家粮油店 苏晚晴”和一串电话号码。
我回到集上，骑上三轮车回家。骑到半路上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点了一根烟，反复看着那张名片。烟快抽完的时候，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上衣口袋里，拉好拉链。
接下来半个月，我又往苏晚晴的店里送了好几次花生。每次去，我都能跟她聊上几句。她问我家里的情况，问我种了多少地，问我的花生是怎么种的。我就如实说，爹妈不在了，就我一个人，四亩地，每年轮着种玉米和花生。她听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你挺不容易的。”
我说：“习惯了，也不觉得苦。”
她说：“不过你种的花生确实好，我店里卖过很多种花生，你这种是最香的。”
每次去她店里，我都能看到她跟各种顾客打交道。她做生意很实在，从不缺斤短两，也从不卖陈粮，镇上的人对她评价都好。她家的粮油店是她父亲留下的，她父亲前年过世了，现在是她和她母亲在经营。她城里上完大学，在省城一家公司上了两年班，后来还是回来了。至于为什么回来，她没细说，我也没问。
有一天傍晚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我拉了一车花生去镇上。到店门口的时候，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门口的凳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在看什么。我按了声喇叭，她抬头看见我，笑了。
帮我卸货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强子，你这人挺特别的。”
我说：“哪里特别了？”
她说：“你一个人过日子，还能把地种得这么好，花生收拾得这么干净，说明你是个用心的人。”
我说：“种地嘛，用心不用心，庄稼长得好坏全看得出来。你觉得你用心了，老天爷都看得见，该给你好收成的时候不会亏待你。”
她说：“你这话说得像个哲学家。”
我不知道哲学家是啥，就笑了笑。她又说：“明天晚上镇上放电影，在文化广场，你去不去？”
我心跳又快了。我说：“去，几点？”
她说：“七点，你来吧。”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把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白衬衫找出来，用熨斗熨了熨。这件衬衫还是前年过年时在镇上买的，就穿过两次，一次是过年，一次是去县城办事。我把它挂在衣架上，又找了一条干净的黑裤子，一双新的布鞋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早早收工回家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对着镜子照了半天。镜子里的自己，脸晒得黑红，手上全是老茧，怎么看都配不上她。但转念一想，人家就是叫我去看个电影，又不是相亲，我怕什么。
到了镇上文化广场，天还没黑，广场上已经来了不少人，小板凳摆了一排又一排。我四处找苏晚晴，找了半天没找到。正想给她打电话，就听见她喊我：“强子，这边。”
她站在广场边上一棵槐树下，还是穿着那件淡蓝色的裙子，头发披着，比平时更漂亮了。她旁边还有两个人，一个年轻男人，一个年轻女人。我走过去，她给我介绍：“这是我高中同学，林建辉，这是他媳妇儿，张敏。”
林建辉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，穿着打扮很讲究，皮鞋擦得锃亮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伸出手跟我握了握，嘴里说着“你好你好”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不是瞧不起，更像是一种审视。他媳妇倒是挺热情，笑着说晚晴跟我们说过你，说你种的花生特别好吃。
电影是露天的，用白色的幕布，放映机打出光来。放的是一部老片子，叫什么《那山那人那狗》，我没看过。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，林建辉和他媳妇坐中间，我和苏晚晴坐两边。电影放了一会儿，林建辉突然扭头问我：“志强，你一年种地能挣多少钱？”
我说：“除去成本，有个两三万吧。”
他笑了笑，那笑容让我很不舒服。他说：“两三万？在城里两个月的工资。你有没有想过出去打工？”
我说：“出去打工地就荒了，我爹妈留下的地，不能荒。”
他说：“地值几个钱？出去打工一年挣个七八万，不比种地强？”
我没接话。苏晚晴在旁边说：“建辉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强子觉得种地踏实。”林建辉就笑笑，转过去看电影了。
电影散场后，林建辉开车走了，苏晚晴走路回家，我跟她顺路一段。走在镇上的小路上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说：“你别介意，林建辉那人就这样，说话直来直去的。”
我说：“不介意，他说得也没错，种地确实挣不了多少钱。”
她停住脚步，转过身看着我。路灯的黄光照在她脸上，她的眼睛亮亮的。她说：“强子，挣钱多少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。我觉得你把地种好，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我心里涌上一股暖流。多少年了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村里人看我是光棍，觉得我没本事；亲戚们觉得我一个人过，孤零零的可怜；就连隔壁王大娘给我介绍对象，介绍的都是些离过婚的、带孩子的。从没有人觉得，我一个人种地，把日子过好，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。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怎么都睡不着。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全是她的样子。她说话的声音，她笑起来的样子，她看我的眼神。我在想，我一个种地的穷光蛋，她一个在镇上开店的大学生，我们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，我凭什么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？
但人就是这样，你越告诉自己别想，就偏偏越想。一个月下来，我往她店里跑得更勤了，不但送花生，有时候还捎点自家种的蔬菜、扯的豆角、摘的辣椒。她每次都笑着收下，说正好店里缺菜。她妈妈也在店里的时候，看我的眼神就不太一样，不是讨厌，也不是喜欢，更像是在琢磨什么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去送花生的时候，看到店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，车牌是省城的。我搬花生进去的时候，听见里屋有人在说话。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：“晚晴，你到底考虑好了没有？我在省城那边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你回去跟我一起干，不比在这个小地方强一万倍？”
我手里的花生袋子差点没拿稳。苏晚晴的声音传出来，听起来很平静：“李哥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回去，我在这儿挺好的。”
那个叫李哥的男人说：“好什么好？守着这么个小店，一年能赚几个钱？你在省城上四年大学，回来就干这个？你对得起你的文凭吗？”
苏晚晴说：“我的事我自己做主，不用你操心。”
那个李哥还想说什么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就停住了。我放下花生，局促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出去。苏晚晴看了我一眼，对那个李哥说：“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走吧。”
那个李哥大概三十出头，穿着白衬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。走的时候，他经过我身边，瞟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带着不屑，好像在说“就这么个货色你也看得上”，然后上了车，一溜烟开走了。
我问苏晚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她摇摇头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事，以前在省城上班时的一个同事，追了我好几年了，总想让我回去。”
我没再问。但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坐在院子里抽烟，抽了很久。我在想，那个李哥说得对，苏晚晴这样的大学生，应该在省城过好日子，不应该在小镇上守着一个小粮油店。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回来，但从她跟那个李哥的对话里，我能感觉到，她回来不是被迫的，是她自己的选择。
花生送完了，我的地里已经没货了。我跟苏晚晴说，今年的花生就这些了，明年的新花生下来再给你送。她说好，又问我冬天种不种点什么。我说冬天种冬小麦，开春收了种花生，轮着来。她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
没有花生送的那段时间，我们之间的交集就断了。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她店里，人家有生意要忙，我去了也是打扰。头几天还好，时间长了，心里就像少了点什么，干啥都没劲。犁地的时候走神，差点把犁头弄断了；做饭的时候走神，把锅烧干了。我知道这样不行，但又控制不住。
隔壁的王大娘看出来了，端着饭碗来我家串门，问我：“强子，你是不是有心思了？”
我说没有。
她说：“你别骗我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你一有心事就爱蹲在院子里发呆。是不是遇上什么人了？”
我没吭声。
王大娘说：“是不是镇上粮油店那个苏家的丫头？”
我猛地抬起头，问她怎么知道。
王大娘笑了，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：“你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？你那段时间天天往镇上跑，回来脸上带笑的，我跟前头张婶都看出来了。”
我说：“大娘，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人家是大学生，家里开着店，我就是个种地的，人家能看上我？”
王大娘把碗往桌上一搁，认真地说：“强子，我跟你说个事。前两天我去镇上赶集，去那丫头店里买米，跟她聊了几句。她问起你，问我你们村的陈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跟她说，强子是个好孩子，爹妈走得早，一个人撑起一个家，地种得好，人也本分，吃苦耐劳的，除了穷一点，没别的毛病。”
我心里突突地跳，问她：“她说什么了？”
王大娘说：“她说她知道，她还说，穷不怕，人踏实就行。”
我听完这句话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搅在一起。王大娘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强子，你要是有那个意思，就主动点。人家姑娘家，总不能让她先开口吧？”
王大娘走后，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。月亮升起来了，秋天的风凉飕飕的，吹得院子里的树叶沙沙响。我想了很多，想我爹妈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的话，想我现在这个家底，想我跟苏晚晴之间隔着的那道鸿沟。但最后，我想起了她说的一句话：穷不怕，人踏实就行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盘算怎么做。我不能空着手去找她，总要带点什么。花生没了，地里还有红薯，我挖了一筐最大的，洗干净了，挑好的装了一袋子。又想着到了秋天，我晒的红薯干也好，装了一小坛子。想想还是不够，又去镇上买了两斤水果，一共花了二十多块钱，心疼得要命，但觉得拿不出手的东西不如不拿。
十一月的一个周末，我骑了半个小时的三轮车来到镇上。秋天的风有点凉，我就穿着一件旧夹克，里面套了件毛衣。到店门口的时候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把东西提上，迈了进去。
店里只有苏晚晴一个人，她正弯腰整理货架上的面粉，听到门响，回头一看是我，笑了。她的这个笑容我永远忘不了，不是那种客套的笑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、让人心里暖洋洋的笑。
她说：“强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我说：“给你送点东西。自己种的红薯，晒了点红薯干，你别嫌弃。”
她接过袋子，打开看了看，说：“这红薯真好，又大又匀称。红薯干看着也香。”然后她拿出一个红薯干尝了一口，眼睛亮了，“真好吃，你手艺真不错。”
我站在柜台前，手都不知道该放哪。酝酿了半天，我说：“晚晴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”
她说：“你说。”
我说：“我知道我就是个种地的，没本事，没钱，家底也不好。但是我想……我想对你好，我想跟你处对象。你要是不愿意，你就当我没说，我以后该给你送货还给你送货，绝不纠缠你。”
我说完这话，低下头不敢看她。心跳得太快了，我觉得她能听见。
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拒绝了我。然后我听到她说：“强子，你抬起头来。”
我抬起头，看着她。她的眼眶有点红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她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从省城回来吗？因为我觉得，城里再好，那不是我的家。我爸生病走了，我妈一个人守着这个店，我不能不管她。我在城里上了四年大学，上了两年班，接触过很多人，什么样的人都见过。有些人很有钱，说的话很好听，做的事也很大方，但他们的心是冷的。你不一样，你的心是热的。你对土地用心，对庄稼用心，对人更用心。”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我心里。我想说点什么，但嘴巴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，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，眼泪却先掉下来了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，在一个姑娘面前掉眼泪，说出去丢人。但我就是忍不住。这些年一个人扛着生活，没人问我累不累，没人跟我说一句暖心的话，现在苏晚晴这么一说，我心里那道堤坝一下子就垮了。
苏晚晴递给我一张纸巾，轻声说：“你别哭了，一个大男人哭什么。”但她的声音也在抖，眼眶里的泪终于没忍住，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就在这时，里屋的门帘掀开了，她妈妈走了出来。看见我们两个红着眼眶的样子，她妈愣了一下，然后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又进里屋了。这回没有上次那种打量，我看见她眼角好像也有点湿润。
那天，苏晚晴答应跟我处对象。我们在店里坐了一个多小时，聊了很多以前没聊过的事。她跟我说她爸生病的时候她没能及时赶回来，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她爸已经说不出话了，拉着她的手，眼睛一直看着她，然后就走了。她说这件事她永远都放不下，所以辞了城里的工作，回来陪她妈妈，接手这个粮油店。
我跟她说我爹出车祸走的那年我才十四，我妈妈伤心过度，第二年也走了。我一个人跟着奶奶过，奶奶后来也走了，就剩我一个人。我说我把他们安葬在后山上，每年清明都去给他们烧纸上香，让他们知道我还好好活着，没给他们丢脸。
她听完，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强子，以后你不是一个人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骑着三轮车回家，秋风呼呼地吹着，冻得我直哆嗦，但心里热乎乎的。我在三轮车上哼起了歌，哼的是以前在集上听来的民谣，调子跑得没边了，但我高兴。
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。我跟苏晚晴处对象的事情很快就在村里镇上传开了。一个穷种地的，一个粮油店老板的女儿，还是大学生，这组合在别人眼里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
头一个来找我的是隔壁村的刘婶，她是我远房亲戚。她站在我家院子里，也不进屋，站得远远的，声音尖得能传到隔壁村：“强子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苏家那丫头跟你不合适，人家什么条件你什么条件？你在村里好好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不行吗？”
我说：“刘婶，我心里有数。”
刘婶说：“你有数个屁。你知道人家怎么说你的吗？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说你配不上人家。你一个大男人，让人家这么戳脊梁骨，你的脸往哪搁？”
我没吱声。刘婶又说：“再说了，就算那丫头愿意，她妈能愿意？我听说她妈可是个厉害角色，当年的供销社的会计，能看上你？”
刘婶走后，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说实话，这些话我不是没想过，甚至想过很多次。我跟苏晚晴之间的差距摆在那里，不是光靠感情就能填平的。她上过大学，见过世面，在省城工作过两年，身边追她的男人都是李哥那样的，开奥迪、穿白衬衫、说普通话。我呢，我连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利索，最远去过县城，穿的这身衣服加起来不值一百块钱。
但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。不光是喜欢她好看，是喜欢她这个人。她善良，她实在，她不嫌弃我，她让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有价值。这种感觉，就像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，突然看到了一盏灯，你要让他别往灯光那里走，那比杀了他还难受。
镇上那边，也有风言风语传出来。有人说苏晚晴在城里待不下去了才回来的，回来就找这么个货色，可见在城里混得有多差。还有人说苏晚晴是看上我那几亩地了，将来拆迁能赔钱。更离谱的有人说她肚子里有孩子了，急着找个人接盘。这些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，传到我耳朵里，我气得想打人，但也不知道找谁打去。苏晚晴知道以后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让他们说去。”
真正让我害怕的阻力，来自苏晚晴的妈妈——周桂兰。
我去店里找苏晚晴的时候，周桂兰总是不冷不热的。不赶我走，也不给好脸色。我在的时候她就到里屋去，我叫她阿姨她应一声，然后就没话了。有一次我带了一筐自己种的草莓去给苏晚晴，苏晚晴拿给她妈吃，她妈看了一眼说：“不吃。”转身就进了里屋。
苏晚晴看出我的窘迫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别急，我妈那个人就是这样，她心里有疙瘩，不是针对你。”
我说：“什么疙瘩？”
苏晚晴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她给我安排了一门亲事。”
我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。
苏晚晴说：“是她以前供销社同事的儿子，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，姓王，比我大两岁，去年离过婚。我妈觉得他条件好，有房子有车子，让我跟他见见面。我说我有对象了，我妈问是谁，我说是你，她就不同意。”
我问为什么。
苏晚晴苦笑了一下：“她觉得你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存款，就是个种地的，将来拿什么养家？她说她吃过苦，不能让她的女儿再吃苦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把存折翻出来看了看。这么多年，我省吃俭用，存了六万三千块钱。在这个年代，六万块能干什么？县城一套房子的首付都要二十万，我这六万块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我仔细算了算我的家底：三间砖瓦房，四亩地，一辆破三轮，存款六万三。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拿这些去跟人家提亲，我自己都觉得寒碜。
但我没有放弃。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，种地的韧劲是有的。我爹说过，地里长庄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，一点都急不得，但只要用心伺候，到了秋天肯定有收成。追苏晚晴也是这样，我不能急，我得用行动证明给她妈看，我虽然穷，但我不是没本事。
我开始琢磨怎么赚钱。光靠种地肯定不行，四亩地，就是长出金子来也发不了财。我得想别的出路。我思来想去，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本钱少但肯干、闲不住。冬天农闲的时候，别人都在打牌喝酒，我琢磨着能干什么。正好镇上林建辉家搞了个蔬菜大棚，我去找他取经。林建辉虽然说第一回见面时对我态度不太好，但这人其实不坏，听说我跟苏晚晴处对象，还恭喜了我，说“你小子有福气，晚晴是个好姑娘”。
我跟林建辉商量，想租他一个大棚种反季节蔬菜，他一口答应了，说租金好商量，还教我技术。我拿出三万块钱，租了一个一亩半的大棚，种上了西红柿、黄瓜、辣椒。这些活我熟，但大棚种植跟露天不一样，温度、湿度、病虫害都要精细化管理。我白天在大棚里干活，晚上回家看书学习，那些种植技术的书是我花了几十块钱从县城买回来的，上面的字我大部分认识，遇到不认识的就查字典。
苏晚晴知道我在搞大棚，特意来看过两次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她穿着一条旧牛仔裤，帮我搬了一下午的砖，手上磨出了水泡，我看着心疼，不让她干了，她说没事。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她给我带了一双手套，说干活的时候戴上，别把手磨破了。
到了春天，我的大棚蔬菜长得特别好。西红柿红彤彤的，黄瓜脆生生的，辣椒绿油油的。我把这些菜送到镇上的集市上卖，自己又弄了个小推车，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，专门卖自家产的菜。刚开始生意一般，后来回头客多了，因为我的菜新鲜，价格还公道。苏晚晴的粮油店也帮我代卖，她店里客流量大，一天能帮我卖出好几十斤。
两个月下来，我算了算，大棚这一块的收入加上种地，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，比以前强多了。我把挣的钱大部分存起来，生活费控制在最低，烟都戒了，原来一天两包烟，现在舍不得抽了，两个星期才抽一包。
这时候，周桂兰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了。
变化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。那天我骑三轮车去给苏晚晴店里送菜，半路上看到一个女人站在路边，捂着肚子，脸色煞白。我仔细一看，是周桂兰。我赶紧停下车，跑过去问她怎么了。她说去县医院看病回来，胃疼得厉害，打的车还没来。我说坐我的三轮车走，医院就在前面不远，我送你去。她犹豫了一下，上了我的三轮车。
一路上我怕颠着她，骑得很慢，遇到坑洼的地方就下来推着走。到了医院，我扶她进去，挂号、缴费、拿药，跑前跑后。医生说是急性胃炎，要输液。我就在旁边陪着，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才完事。
我送她回家的路上，周桂兰坐在三轮车后面，突然开口说：“小陈，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我说：“阿姨，您别这么说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晚晴跟我说过你的事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命苦了点。”
我的鼻子一酸，差点又掉眼泪。我说：“阿姨，我对晚晴是真心的，我想跟她好好过日子。我知道我现在条件不好，但我会努力，我不会让她吃苦的。”
周桂兰叹了口气：“当妈的，就是想让女儿过好日子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她爸也穷，我们也是白手起家，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知道。我不想让晚晴再走我的路。”
我说：“阿姨，我向您保证，我跟晚晴在一起，不会让她吃您当年那种苦。我能干，我不怕累，我会让她过上好日子的。”
周桂兰没有再说话，但我看到她的眼眶红了。
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一个更大的挑战来了。
五月的一天晚上，苏晚晴给我打电话，声音不太对劲。她说：“强子，你在家吗？我去找你说点事。”
我说在，让她路上慢点。
她来的时候，是骑着她那辆电动车来的。进门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，明显哭过。我问怎么了，她坐下来，说：“那个姓王的，我妈同事的儿子，今天去店里了。”
我心里一紧。
她说：“他带了好多东西，还带了媒人，是来提亲的。我妈让我跟他见了一面，我不想去，她说人要讲面子，人家来了你不跟人家说话，就是打人家脸。我就跟他坐了一会儿。”
我说：“然后呢？”
她说：“然后他说了很多话，说他在县城有两套房，有一套正在装修，说他的建材店一年能赚四五十万，说嫁给他不用干活，天天在家享福就行。他还说，说我跟你的事情镇上人都知道，说他不在乎，说他愿意接纳我，只要我跟过去彻底断了就行。”
我的手握成了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。
苏晚晴看着我，眼泪流了下来：“强子，我不会答应的。但是我妈今天跟我说了很多话，她说她不想让我稀里糊涂地跟你过一辈子，她说你挣的钱连人家一个零头都没有，她让我想清楚，以后不要后悔。我哭着跟她吵了一架，跑出来了。”
我伸手擦掉她脸上的眼泪，说：“晚晴，你别哭，你让我想想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们坐在院子里，月亮很大，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。我想了很多，想得头疼。我觉得自己就像骑着一匹瘦马追一个骑大马的人，怎么追都追不上。但我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。
我对苏晚晴说：“晚晴，你给我半年时间，我会让你妈看到的，让你妈知道我行。别人能做成的，我也能做成。”
苏晚晴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她相信我能做到。
从那天开始，我更拼命了。大棚里的事一点不放松，种地的事也不耽误，我还利用早晚的时间在村里收花生、收黄豆，加工以后送到苏晚晴店里卖。我算了算，这样一个月又能多挣一两千。我把所有的收入都存起来，一分不花，连过年那件棉袄都舍不得买，穿的是前年买的。
林建辉看我这么拼命，主动提出来帮我联系县城的超市，把我的蔬菜直接送到超市去卖，省了中间环节，能多赚不少。他跟县城好几家超市都有合作，帮我说了好话，让我先送过去试试。我的菜质量好，超市那边很满意，说可以长期合作。
六月份的时候，我的大棚扩大到了三亩，又租了两亩地。我雇了村里的两个闲散劳动力帮忙，干一天给八十块钱。虽然开销大了，但产出也大了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晚上天黑透了才收工，累得躺下就能睡着，但心里踏实。
苏晚晴知道我辛苦，经常给我送饭。有时候是炖的排骨汤，有时候是炒的菜，装在保温桶里，骑着电动车送来，看着我吃完才走。有一次她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大棚里给西红柿打叉，衣服上全是泥巴，脸上也脏兮兮的。她看着我笑了，说：“强子，你越来越像个种地的了。”我说我本来就是种地的。她说：“我说的是，你越来越像那种有出息的种地的。”
就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，一个晴天霹雳打了下来。
周桂兰住院了。
那天我正在大棚里干活，苏晚晴打电话来，声音在发抖：“强子，我妈晕倒了，送县医院了，你快点来。”
我扔下手里的活，骑上三轮车就往县医院赶。一路上脑子里嗡嗡的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到了医院，苏晚晴在走廊上等我，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。医生说初步诊断是冠心病，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，可能要做心脏支架手术。
做心脏支架手术，少说也要十几万。苏晚晴在走廊上蹲下来，抱着头说：“强子，我没那么多钱，店里攒的钱加起来也就三四万，剩下的怎么办？”
我说：“你别慌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把所有的积蓄算了一遍。这大半年拼命干活，存折上从六万三涨到了十一万二。加上苏晚晴手里的三四万，凑一凑够了十五万，做手术应该差不多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所有的钱取出来，凑了十一万，送到医院。苏晚晴看见那个信封，愣住了：“强子，这是你全部的家当吧？”
我说：“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先给阿姨看病要紧。”
苏晚晴哭了，抱着那个信封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她说：“强子，这辈子，我欠你的。”
我说：“你什么也不欠我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手术很成功。周桂兰住院的半个月里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上午去大棚干活，下午去医院送饭，晚上再回大棚干活。来回跑了几十趟，三轮车的发动机都差点烧坏了。
周桂兰出院的那天，我去接她。她坐在三轮车上，看着我说：“小陈，我这个闺女，交给你了。”
我开车的双手在发抖。
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秋风吹过田野，地里的庄稼黄澄澄的，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苏晚晴坐在三轮车后面，搂着她妈妈，笑着看向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。
转眼到了秋天，收了花生，我留了最好的三百斤，用红袋子装着，挑了一个好日子，正式去苏晚晴家提亲。我带的东西不多，就是一袋花生，一坛自酿的米酒，还有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三万块钱——这是我帮周桂兰付了医药费之后，又攒下的。
周桂兰接过花生，打开看了看，掰开一个尝了尝，说：“今年的花生比去年的还好。”
我说：“阿姨，您喜欢就好。”
那天，我跟苏晚晴定下了婚期，明年春天。
从她家出来的时候，起风了，漫天的落叶在风中打旋。苏晚晴送我到村口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强子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买你的花生吗？”
我说：“你不是开粮油店的吗？”
她笑了，笑得很好看：“那天我去赶集，是为了散心。那时候我刚跟林建辉说的那个李哥闹翻了，心里烦，就想一个人走走。走到集市上，远远地看见你蹲在花生堆旁边，给一个老太太称东西，说话温声细语的，称完还多抓了一把给她。我就站在那儿看了你好久，你这个人，踏实。”
我挠了挠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又说：“我蹲下去抓你花生的时候，其实不是验货。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。”
秋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，她伸手捋了一下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把她拉进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田野里有人在烧秸秆，青灰色的烟升上去，融进了晚霞里。
远处传来狗叫声和孩子的笑声，这个黄昏安静得像一幅画。我们的婚礼办在来年春天，请了全村的人和镇上粮油店的老顾客。婚宴上摆的花生全是我自己种的那一季留下来的，乡亲们都说这花生好，香，脆，有嚼劲。
王大娘喝了两杯酒，拉着苏晚晴的手说：“丫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强子跟了你，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”
苏晚晴说：“大娘，是我有福气，遇到强子。”
我站在旁边，听她们这么说，心里酸酸甜甜的。我想起了我爹妈，要是他们还在，看到我今天成家了，该有多高兴。
婚礼那天下着小雨，雨点打在院子里的花生苗上，噼噼啪啪的。苏晚晴穿着红嫁衣，被我牵着跨过门槛，进了我们家的门。雨越下越大，但谁都没进屋，都在雨里笑着、闹着。
后来我们生了孩子，是个闺女，取名叫陈念晴。苏晚晴嫌名字太直白了，说让人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。我说就是要让人一看就明白，让他们知道，她妈叫苏晚晴，她爸一辈子都念着她。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大棚扩大了规模，我又在村里搞了个小型的花生加工坊，把本村收上来的花生加工以后送到县城的超市卖。苏晚晴的粮油店也越做越大，在县城开了分店。我们买了车，翻修了房子，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。
每年秋天收花生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清晨，想起她在集市上蹲下来，抓了一把花生，掰开一个尝了尝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
那句话，就是故事的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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